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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每个人投进股市去的都是真金白银,真金白银是不会蒸发的,只不过是落进了别人的口袋,你看不见罢了。
他们是对的,但不是人们常说的理由。以9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为例。
格林斯潘负责银行业大部分环节的监督管理达20年之久。与股市泡沫一样,这次的过错也不在于利率定得太低,而是对抵押贷款机构极其轻率的作风坐视不管。正如保尔森所言,他现在手中拿的是别人发的牌。在那次行程中,格林斯潘走访了英国央行(BOE)货币政策委员会(MPC)。尽管包括美国财长汉克•保尔森(Hank Paulson)和美联储主席本•伯南克(Ben Bernanke)在内的诸位先生采取了非常举措,以解决前任们的做法带来的问题,但金融系统已受到永久的损害。
诚如他所言,次级贷款确实增长迅速。事实上,任何一家贷款机构都会受到他在2005年4月发表的言论的鼓舞:以往资格较差的申请人完全贷不到款,如今,贷款银行能够相当有效地判断各个申请人的相关风险,并适当地对风险进行估价。面对这些困难,经济学家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
另外,国有制经济必然靠投资、靠出口驱动增长,而如果要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驱动增长,就必须先把资产产权民有化。当然,可能或有很多人选择买全国、广东、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公民权益基金股份,也可能会有人去买新疆、山西等地的能源矿产公民权益基金股份,那么这些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价就会上涨。但现在,中国的情况不同了,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,基金账户有一亿多,大家对股票、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,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,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,也有近18年的经验。当然,一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13亿人的公有资产,但官僚体制人数多,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后,不仅道德风险会出奇地高,而且让老百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。
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。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越高,对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,因国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越低,公有制的边界就越宽些。
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,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。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、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~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%左右,但整个经济和社会一片繁荣。在生产性资产民有的社会里,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,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,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。
问题的关键是,老百姓过去基本只有工资这条单一渠道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。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,获取投资回报,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。但是,到今天,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。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,认为它没有价值,等同废纸,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。
因此,我认为,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,也是必要的一步。因此,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,曾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,政策意愿很好。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,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,无力还贷,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,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。
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,这样一来,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。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,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、汇集起来,又没有资源的国有,所以,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、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,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。俄罗斯、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、债券、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,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。您对此有何评价?陈志武: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、权力不受制约所致。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,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。美国的国防采购,从战斗机到爱国者导弹,都是由政府向波音、洛克希德·马丁等私人企业采购的,甚至在伊拉克打仗的,都有私人保安公司承包许多本来由军队做的战务。
私有化与民有化的经验教训《南风窗》: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,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,及其所造成的寡头、失业增加等现象。《南风窗》: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《私有化的局限》,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,但有局限,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。
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,现在要改了,消费也是发展经济、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。到今天,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,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,给老百姓看。
因此,工业化了的社会里,国有经济的比重必须降低,其边界应该变窄,否则,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。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,没有留下国有股份,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 的后遗症。
但是,一旦工业化发展成熟、甚至出现产能过剩,国有资产比重太高,反而会切断经济增长对社会能产生的财富效应、阻碍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,不利于经济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。当时,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,叶利钦要连任,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,企业普遍经营不善,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。但是,到今天,多谢工业革命,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,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,以满足产能的扩张。所以,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,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、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。
特别是跟印度相比,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,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,集中发展工业产能、建设基础设施等等。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,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。
现在是通过民有化改革、放开资产升值这条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的时候了,这是从根本上解放民间消费的改革。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,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,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,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,成为基金股东。
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,也就是,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,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: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,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、成为企业的所有者。《南风窗》:那么民有化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?陈志武: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、靠出口市场、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。
没听说过这些企业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。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,问题主要出在1992~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,许多重点国企40%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,于是,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。在中国需要高速工业化、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期,经济靠投资驱动,那时,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高些,这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投资,有利于快速工业化。因此,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,进行民有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民主。
那么在操作层面,在如何将国有资产民有化的具体做法上,您有何设想?陈志武:用人均一份的改革模式,公平、透明,最大限度地杜绝权钱交易。现在,我们应该探讨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问题,然后,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,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,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。
只有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占有、使用、处置拥有充分的监督权力时,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。而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,国企资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,委托代理成本远胜过公有制能带来的任何好处。
而这一系列的讨论,多集中于国有、私有哪个更有效率,以及国有资产改革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。这就对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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